（转贴）『贵州一绝的大方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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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方自明代为水西安氏的中心治所，明初为贵州宣慰司领地。在宣慰境内的手工业中就有漆器工作坊，当时彝族同胞即用漆涂皮胄、马鞍等，逐渐纹饰图案，制作一些造型简单、粗犷的杯、碗之类的用具，以大方六龙乡马匙街生产的朱漆木碗最为著名，用料及漆髹方法为后来皮胎漆器的制作打下基础。
　　明末清初，大方漆器生产已相当发达。清康熙工部郎中田雯所著《黔书·革器说》中，就记载有许多漆制器皿：有皮胎“细合”镶嵌工艺技术；有胎胚、灰地、漆地等装饰工艺流程；更有“雕虫镂卉，运斤成风”的绘事文采。当时大方漆器工艺水平，较明朝更胜一筹。《乾隆通志》载“黔之革器以大定为最佳”。大方的皮胎金漆器以其独特的地方色彩而与北京的雕漆、山西的云雕、四川的推光雕填、甘肃的填彩等漆器齐名而载于史册。清道光年间，大方漆器盛极一时，生产作坊遍及大街小巷，从业者千人左右，故有“漆城”之称。当时漆器生产不仅品种繁多，而且做工细致精巧。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前后官府向民间征集精品，大方县髹漆界特制的朝珠盒、朝帽盒、凤冠霞帔盒、满汉席全堂餐具等都列为贡品。贡品皮胎描金葫芦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馆。葫芦朱地描金，其设计、制作十分巧妙。外型呈葫芦，中间竖直线开启为两半，内装有杯、盘、碟、碗、筷等餐具，可供十人进餐之用。朱启铃《漆书》对此极为称道：“举杯盈斤，存列满席，凡荐馔具者无不备，旅行取便焉。”当时比较著名的工艺有描金、镂嵌、填漆、嵌片。著名的品种有镶划、隐纹。镶划有镶金、镶银、镶彩之分。大方漆器镶彩多，镶金银少，镶彩大都施于精致的漆木家具的装饰。隐纹为大方独有的品种。以其淡雅含蓄、古朴别致的艺术风格而闻名。

　　光绪年间有冉银崇、唐天益、陈大贵等漆货业作坊。陈大贵在大定龙王庙处举办“大顺栈”漆器工场，有学徒10余人，到清末停业。

　　民国时期先后有徐耀先、邹彦臣等集资合办的“万寿宫”漆工作坊、彭巨元的“义森公”、张伯卿的“宝光斋”、张孝先的“荣顺和”、杨仲一的“民生漆货社”等漆货铺。无牌号的作坊有肖建安、汪汉生、汪登富、杜华轩、潘玉明、朱世海、张俊明、柳从如、杜挑业等10余家。生产的品种花色，因人因销路而异，无固定法式。“宝光斋”生产的漆器主要有盘、盒、箱、茶船、帽筒等。所请客师，手艺娴熟，尤以造型、整型技艺高，质量以型准、缝口密合、做工细致而驰名。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是大后方，前线向后方转移迁徙，人口骤增。明花品种如皮盘、木箱、漆木碗和推光隐花烟盒等本省销售量大，且流向四川、广西、湖南、云南。1947年大方漆器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银质奖章”。1945年为兴旺时期，产皮箱1760对，皮烟盒15．12万个，有“宝光斋”的“都盛盘”、“民生漆货社”的皮烟盒、杜挑业的皮盘在大定社会服务处和县总工会举办的产品展览会上获政府奖状。但帽筒、漆奁、七巧盒等高档产品则销量甚微。到解放前夕，连低档产品也很少有销路。生产作坊也仅剩“宝光斋”、“民生漆货社”两家，从业者不足50人。

　　解放后，经过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大方传统漆器得到新生。1956年3月漆器社生产的挂屏、茶点瓜盒、脱胎饭碗等15种产品在县召开的新产品展览会上得到县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赠送锦旗，给予鼓励。展览结束后，产品送省参展。为开发新品种，发展新工艺，1958年组建国营大方漆器厂，并连续两次派人到福州取经，学习布胎、制漆、髹漆等先进工艺，引进了台花、印锦、赤宝砂、薄涂彩绘、嵌蛋壳、台花着色等品种，工艺水平很快得到提高。除传统隐花、描金产品外，新增产品达200多种，许多产品实用而又美观大方，不仅行销国内市场，而且开始外销。同年，贵州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成立美术社时，还从大方漆器厂抽调部分技术力量，到贵阳组建漆器生产车间。1959年，大方漆器参加全国工艺美术展览，受到各方面的赞誉。这年为人民大会堂贵州厅制作的一对特大花瓶，是采用“嵌隐”技法装饰的。纹样采用了我省少数民族图案，更增添了“大方漆器”的地方民族特色。在建国10周年的《全国工艺美术创作总结》一文中写道：“大方漆器在设计上吸收了本省各少数民族中的蜡染、刺绣等方面的优秀图案，并结合漆器的特点，加以适当变化，丰富了漆器的装饰，形成了贵州自己的风格。”轻工部工艺美术总公司通报了“大方漆器独树一帜的创新精神”。

　　1982年后，部分产品采用新材料增加了光洁度，质量有所提高。在此期间，绘制了直径为32米的五彩嵌花“遵义会址镜盘”、“台花茶几”、“赤宝砂沙发”等，陈列在人民大会堂贵州厅，受到有关部门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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