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信息扑面而来，怎样采信？

透过蛛丝马迹，猎手看见了猎物，科学家抽象出了规律，律师法官明确了事实，历史研究者确立了事件和过程。于是我们说，专家信赖的可以信赖。其实专家也不过是卖油翁的手熟罢了，专家是人不是神，只能从概率上保证比普通人更多的准确性，而不能保证一定准确，这就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的另一种解释。

其实各位都是专家，在各自的领域，比起普通人，难道处理问题不是驾轻就熟。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专家也可能出错，我们如何相信而不是盲信专家呢，一般我们需要一些基本常识，一些基本技巧，还要学会从专家的角度看问题。

比如刚开始看足球，不要说张路，就是刘建宏、张慧德的话也听得津津有味，深以为然，若干年过去了，你不再相信他们说的每一句话，而是杂采其中的意见，形成自己的看法吧，这说明你已经升格为卖油翁了，你凭什么不再盲信张路的某个观点，不就因为你已经掌握了基本常识、基本技巧和专家角度。

那么专家是如何处理信息的呢？一定经过了分析比较，只不过有时这个分析因为程式化而变得太熟练了，在普通人看来仿佛不假思索一样，各位细想你在自己的工作中如何处理事情，以及普通人如何看待你的工作不难明白这个道理。

历史是建立在一系列的事件和过程中的，必然牵涉到大量的证据，有时这些证据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不分析怎能随便采信。朋友们或许会说，哎呀，这太复杂了，还是交给专家来处理吧。浮云的看法是，专家有水平高低之别，人群有专业业余之分，并不需要大家成为专家，能理解就行，比如作为围棋业余爱好者，只要懂就行，不需成为专业棋手，也能欣赏九段的比赛一样。

下面我举一个实际例子。大定诸府设置的时间，《大定府志》上记载的是康熙四年，乌托邦提供的其中一种是康熙三年，那么能否因此就判定三年是错的呢？当然不能，难道《大定府志》就不会出错？所以浮云就需要去查证。还真找到了三年的说法（但不能说就是出处，因为出处有源头的意思），《贵州通志》就是这样记载的。

此《通志》成书于康熙年间（大约在康熙三十年前后），而《府志》成书于道光年间。于是浮云就想，从成书时间看，《通志》更接近于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更不容易出现记忆错误；但反过来，《府志》远离时间点，更有利于理清事情过程，修正前人错误。从主撰者来看，《通志》是云贵总督范承勋，更有条件接触更多更正式的资料，而《府志》是大定知府黄宅中，《府志》深得云贵总督林则徐称赞，显然更具有专业精神。一时之间实难取舍，于是只好再去查找更多的资料。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经查《府志》，平水西之战，康熙三年六月大败水西兵，十一月擒安坤，四年二月擒安重圣，战事结束，后面还有一句，十一月初设...四府。那么事情到此是否就可以定论呢？还不行。

因为我们可以把设（或初设）解读为实施完成，而批准有可能还在康熙三年。以常理推断，当战事处于胶着状态，谁也不知能否、何时结束，没有人会愚蠢地提出设府的奏折，提了也没有人敢批准，只有在大局已定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而这个转折点最早是六月，一般应定为三年的十一月，当时吴三桂大概在沾益，此处距京师八千多里，以每天行二百里计，来回约需三个月。这样想来，康熙四年应该可能性更大。不过这还不算完，还必须对《通志》的三年找到合理的解释，当然最简单的解释就是《通志》错记，不过浮云一般不会作如此简单的处理，浮云的解释是，设府的奏折（吴三桂）非常可能写于康熙三年，并且可能于三年就送达京师，或许还得到了批准，不过设府真正始于四年，十一月完成（当然也可能才开始）。

在做了上述分析以后，浮云基本相信就是四年了，稍许的疑惑促使浮云再去寻找奏折和批准文书，遗憾时间关系，至今未发现批准的信息，奏折倒是找到了，不过天杀的三桂，不，应该是府志和县志没有保留日期，也未在奏折中发现时间证据。附带说一句，虽然府志和县志都发现了奏折，但显然县志是引用府志，类似这种你抄我我抄你的证据，尽管抄一万遍也只能算一个，不过我们需要谨惕，三人成虎可是我们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