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上，我们曾经多次犯过类似的错误。1957年，广大知识分子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对于改善执政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许许多多很好的批评建议。党的领导人却把这些善意的批评建议说成是“猖狂向党进攻”，把55万（一说300多万）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破除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形成了反思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的热潮。在社会上，以北京“西单墙”为标志，各大城市的青年掀起了群众性的探讨历史教训和民族前途的大讨论。体制内外的两大运动在全社会范围内汇成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历史又一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善自身、端正前进方向的大好机会。但是，那些掌握着党权政柄的人却认为“形势比当年右派进攻还要严重”。他们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遏止了对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根源——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查禁了“西单墙”，逮捕了民间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魏京生，终于扼杀了刚刚开始并卓有成效的思想解放运动。接着就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学生运动。学生们提出的要求，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个问题上，这两个主题是当时全社会都非常关切的现实问题，也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两大难题。有着如此强大的群众运动的支持，两大难题的解决将会顺利得多。可是，当政者却以机枪和坦克来对付支持反腐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青年。它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腐败以难以遏止的态势迅速蔓延，政治体制改革被束之高阁，社会文明和道德水平明显倒退。在这三个事件里，都是由于执政党把积极支持自身的社会力量推到对立面，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加以镇压，结果丧失了广大群众的尊敬和信任。

吸取这三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在对待维权运动的态度上，绝对不能再重蹈以友为敌的覆辙了。由于全国各地群发性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势近燎原，解决维权运动所提出的问题显得十分迫切。它对于执政党的完善自身和摆脱危机，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前途，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认为，积极的态度应当是：第一，把维权运动纳入制定政策的视野，作为重要的参照系，使它成为完善党的领导、摆脱困境的杠杆。第二，释放一切因从事维权活动而被捕的人士和所有思想犯、文字犯、练功犯。第三，平反冤假错案，对于在这些案件中遭到迫害的受难者，应该正式道歉，给以必要的补偿。第四，严惩依仗特权、为非作歹、盘剥百姓、欺压人民的tan官恶吏，清洗这些吸附在执政党和国家的肌体上的脓疮痈疽。第五，新闻自由对于维权运动的健康发展和执政党完善自身，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取消舆论控制，逐步开放报禁刊禁，放松对互联网的管制。第六，在县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执法监督委员会，作为监督维权案件的权力机构，制定《执法监督法》和《公民权利保障法》，以保障公民权利和执法公正。

实现以上要求是困难的，但却是必要的。只要我们从思想上认识维权运动的意义，理解它对于完善执政党、挽救执政党的重大作用，便会有足够的决心和勇气去推进这些措施。社会潜伏的深重危机，不允许我们掩耳盗铃，更不能以友为敌。执政党只有站在维权运动一边，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各项权利，狠狠打击、严厉惩治那些盘剥群众、侵害人民利益的tan官恶吏，进而实现政治民主化，致力于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才能重新获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拥护。

如何认识和对待维权运动，是一个十分严肃、十分重要的问题，事关执政党的兴亡前途，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006年9月9日